中国下一阶段的改革必须尊重区域经济和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采取不同的方法解决不同区域的负债率
陆鸣 | 文本
上海交通大学经济学院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经济开放论坛是由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潘英利教授发起，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黄一平教授联合发起的学术与政策研究论坛。论坛是开放式的，有国内外研究中国经济的高校学者和金融机构的首席经济学家参加，不时就中国经济趋势和改革问题进行多角度的讨论和交流。本次论坛由安泰经济管理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联合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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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经济的核心问题可以用负债率来表达。债务比率=债务/GDP，其中债务代表投入，GDP 代表产出。因此，作为杠杆率的宏观指标，负债率的持续快速上升反映了投入产出效率的恶化。究其原因，长期以来市场经济规律没有得到尊重，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本方式没有得到实现，资源利用效率被严重忽视。
一、需要结构性去杠杆
高杠杆是坏还是坏，还需要进一步区分。如果借贷是基于未来的回报，那么杠杆率解决了金融家的财务限制。回报越高，可以支持的杠杆率越高，这不是问题。相反，如果没有足够的回报率，高杠杆是不可持续的。看中国的杠杆率，一定要有结构性的眼光。数据分析显示，总体而言，欠发达地区的企业和政府的杠杆率较高，而在所有制方面，国有企业的杠杆率较高。这说明，恰恰是低效率行业的杠杆率较高，这样的杠杆率就是坏杠杆率。
与此同时，高效民营企业仍面临融资困难。在当前宽松的货币政策下，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是什么原因？货币供应量增加了，银行系统的贷款利率下降了，但大量金融资源流向了影子银行。看影子银行的借款人，很多都是从政府融资平台借款，利率高达10%，甚至14%甚至15%。在一般的市场经济中，影子银行的利率也是由市场竞争决定的。高利率必须对应高回报。这样一来，影子银行的高利率就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政府融资平台支付高利率并不是因为他们可以获得更高的投资回报，而是基于未来的税收和中央政府的信用背书。当地政府觉得无论如何都可以偿还，甚至不能换取地方税，但中央政府会帮忙偿还。占用大量财力的僵尸企业也是如此。他们挤占了财政资源，但他们可能没有投资回报。相反，许多国有企业被银行视为安全的金融家。他们可以从正规金融获得低息贷款，然后通过自己的金融公司将资源导入影子银行，获取利率差额。这样，正规金融的低利率反而成为对低效企业的补贴。同时，这也让效率相对较高的私营部门面临尴尬局面。低利率的正规金融在其中没有参与，而在影子银行中，利率已经提高到超过通常利润率的水平，他们仍然没有。分享。如果僵尸企业和地方政府的融资不退出金融市场，金融资源错配问题就无法解决。利率已经提高到超过通常利润率的水平经济学中的去杠杆，但他们仍然没有。分享。如果僵尸企业和地方政府的融资不退出金融市场，金融资源错配问题就无法解决。利率已经提高到超过通常利润率的水平，但他们仍然没有。分享。如果僵尸企业和地方政府的融资不退出金融市场，金融资源错配问题就无法解决。
在财政资源配置不当的情况下，从长远来看，如果不去杠杆，整个国家都会遭受福利和效率的损失。短期来看，如果人们预期目前的高杠杆没有效率和现金流的支撑，那么金融市场就会做出反应，股市的低迷就是一个直接的表现。与此同时，全球金融资产在全球范围内追求回报。如果中国市场没有足够的回报，就会导致资本外流。甚至伴随着人员和企业的外流，这将进一步恶化经济增长前景，使经济陷入负债率上升的恶性循环。
负债率的上升是不可持续的。要降低负债率，要么是分子（即减少债务存量），要么是分母（即增加GDP增长率）。GDP增长有两种类型：实际增长和名义增长。名义增长实际上是通货膨胀。给定债务存量，并降低负债率，资源配置效率越高，实际经济增长越高，对通胀的需求就越小。如果没有真正的增长，那么只有通货膨胀，这基本上相当于还清了整个国家的债务。更大的问题是，通货膨胀发生在实际经济增长下降的时候，这就是“滞胀”，是最糟糕的组合。
中国当前需要去杠杆，需要的是结构性去杠杆。防止“一刀切”的去杠杆有两个负面影响。首先，如果采取统一的去杠杆策略，很可能对一些需要提高杠杆率的高效企业，特别是私营部门造成伤害。二是大量僵尸企业和地方政府借新债还旧债，可能导致去杠杆过程中短期触发金融风险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但有一个长期和短期的权衡，如果经济要长期更健康，就必须在短期内允许一些破产和清算。在中央政府债务状况还比较健康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债务的一部分可以转为中央政府债务。但是，这样的做法必须以未来在相应地区严格限制借款为前提。否则，就有可能强化“刚性支付”的预期，诱使地方政府越来越多地举债。
审视中国的效率、增长和债务问题，强调空间思维尤为重要。无论是政府负债率还是企业负债率，数据显示问题主要出在中西部地区，增长更依赖投资，投资回报率不高。在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土地扩张速度快于城镇人口增长速度，而这一现象在中西部地区更为严重。大量已建或在建的工业园区分散，甚至位于偏远地区，交通不便，缺乏规模经济，缺乏足够的投资项目。大量新城出现房屋空置成为鬼城经济学中的去杠杆，房地产去库存压力巨大。
无论是去产能、去杠杆、降低负债率，还是提高经济增长速度和质量，都要有空间思维。从这个意义上说，全国统一的政策并不能解决问题。供给侧改革需要使供给适应需求，特别是空间上的供需匹配尤为重要。中国的问题是，过去十年来，有活力的人口流入地区（尤其是大城市）的发展受到抑制，而人口流出地区（尤其是中小城市）却被鼓励发展地方分散的工业园区和新的工业园区。城市。
造成上述空间供需失衡的原因是政府和社会各界不了解或不尊重地理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认为政策可以影响经济的空间分布，人口。因此，中国下一阶段的改革必须尊重区域经济和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采取不同的方法解决不同地区的负债率问题。对于东部地区（尤其是大城市），要充分发挥规模效应，释放增长潜力，通过提高经济增长率（即增加分母）来降低负债率，而对于内地（中小城市），主要采取破产、核销、债务重组、债务置换等方法（即降低分子）降低负债率。未来对那些实际上已证明投资回报率低、无力偿还债务的地区，应严格限制发债。
用空间思维去杠杆，取决于区域间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和经济较快增长。从本质上讲，这相当于用高效地区的经济增长来偿还低效地区的债务，这比债务比率同时上升和各地资源持续错配要好。
如果尊重区域经济和城市发展的内在规律，那么，要让中国经济重回健康发展的轨道，就必须促进人口流动，让人们更自由地追求更好的就业和收入。土地资源（建设用地使用权）的配置要与人流方向保持一致，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以建设用地指标作为鼓励人口外流地区发展的优惠政策手段，经营与人口流动方向相反的方向。
区域间均衡发展并不意味着统一发展。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应该着眼于人均GDP的均等化，而不是经济和人口的均匀分布。发达国家走过的路，对人类来说是宝贵的经验。实践证明，经济和人口集中在少数大都市圈，既利于效率，又利于平衡。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均等化。
不同地方、不同行业要采取不同方式提高人均GDP。人均GDP=GDP/人口，不同行业需要增加人均GDP，有的需要增加GDP，有的需要减少人口。大多数制造业和服务业具有强大的规模经济，集聚（更多的人，更多的公司）有利于提高人均 GDP。一些行业的产出受限于核心投入的数量。例如，农业、旅游和资源产业的产出受到土地、风景和资源数量的制约。要增加人均GDP，这些行业必须减少人数。不同的地方和城市有不同的比较优势。有的地方，人多比较好，有的地方，不如人少致富。国内要统一市场，分工分工，立足地方优势，形成地方产业结构，共同繁荣。在重塑经济地理的过程中，少数大都市地区将继续成为人口流入地，而其他地方将成为人口流出地，这正是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过程。
顺应这一重塑经济地理的长期趋势，供给侧改革要有空间思维，各地要实行差异化的公共政策。在人口流入地区，更多的人会带来更多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需求。对此，应该通过投资、技术和管理来增加供给，而不是通过控制人口来限制需求。现阶段，中央要加大对流入地区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投入，促进流入地区人民安居乐业。在人口流出地区，放弃对经济总量增长的考核，加强对当地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转移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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