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份，监管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资管新规)指出，资产管理业务不得承诺保本保收益，打破刚性兑付。截至目前，资管新规已发布3个多月，然而，部分投资者思维难变，依然“任性”的认为：基金公司的资产管理产品就应该保本保收益。
8月6日，记者就遇到了这样一群“维权者”。他们喝着某基金公司买的星巴克咖啡，却拍着基金公司的桌子，指责机构无法对投资的产品“刚兑”，并要求公司保本保息兑付。
当这些“维权者”以“合格投资者”身份自居时，却责备基金公司为何不对他们投资的产品不能保本保收益，究其原因在于：多年的“刚兑”惯性思维仍然无法在短期内根除。
亲历委托人“维权”
8月6日，一个平常的星期一，对于供职于某央企下属资产管理公司的小王而言，这一天却过得非同寻常。
这家位于北京西城区的一家资产管理公司，成立于四年前。每周一早晨8点45分，是公司管理人员工作周会，也是他们雷打不动的例行会议。
本周一上午8点40分，距离正式开会还有几分钟，小王正忙着连线外地的同事上线，但北京的主会场只来了几个人。透过会议室的玻璃窗，他注意到前台有不少人聚集起来，几位原本应该开会的同事，正被这些人纠缠在一起。
十分钟过后，会议室依然只是稀稀拉拉坐了五六位同事，风控合规部和投资管理部的负责人还未就坐，分管投行体系的副总经理也被迫出去了，分管市场体系的副总经理也是如此。
由于聚集者自称 “维权”，公司主要负责人只好临时主持会议，剩下的各部门负责人只能在室外与他们交涉。而投资人“维权”的喊叫声一浪高过一浪；一场原本严肃认真的例行会议，最终不得不草草收场。
会议结束，小王和他的同事刚走出会议室大门，就见十多位自称购买了该公司某股权投资计划的委托人，依然不依不饶，将公司的前台区域团团围住，显眼处张贴着“还我血汗钱”等条幅。很快，这些委托人的“阵地”从前台局部区域，迅速占据了办公区的走廊、主会议室和接待室。小王当天另外安排的一场重要会议，不得不临时改在一间狭小会议室里举行。
期间，该公司有同事议论：“公司这类产品之前不是收益很好吗？”另一位同事叹了口气说，“投资类产品在经济和市场都好的时候赚钱，但最近市场不好，这只产品有浮亏，客户表示不能接受。”
这场闹剧整整持续了一天。会议室变成了“维权”代表与公司正面沟通的主会场，从上午九点到中午十二点，又到下午六点，公司前中后台部门及管理人员换了一拨又一拨，而现场的投资者却未有任何妥协的迹象，并声明“不走司法程序”，其最终要求只有一个，即购买的投资类产品无论盈利还是亏损，必须偿还本金，以及最低8%的年化收益率。
面对投资类产品要求保本保收益的这一“刚兑”要求，公司表示“很难接受。”
为何在已知“股权投资有风险，要承受本金损失”的情况下，却依然坚持8%的年化收益率？这就是多年的“刚兑”思维根深蒂固，投资者在短期难以转变。一位投资者认为，所谓理财产品，就是资金无风险收益率的底线。
面对这种情况，记者询问，为何投资者不愿正视银保监会的投资警示——“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年化收益率超过6%的就要打问号，超过8%的就很危险”呢？收益率超过10%以上的理财产品就要准备损失全部本金。但投资者认为，这些与实际情况有出入。
基金公司的无奈
事实上，上述资产管理公司遭遇投资人“维权”的一幕，对于很多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来说并不陌生。从证券公司、基金公司，到信托公司和银行理财部门，再到私募基金，这种“维权”现象并不少见。
坐在记者面前，这家资产管理公司的负责人表现得颇为无奈。从业二十年来，她见证了资产管理行业的几度沉浮，也经历过投资人“维权”的大小场面，但每一次的“维权”都让她着实难过。
“这么多年过去了，投资人对刚性兑付的思维依然存在。”她告诉记者，多年来投资人养成了刚性兑付思维和惯性，而一旦出现违约或者亏损，就有部分投资人第一时间聚集起来“维权”。
当然，“维权”是投资人的一种权利，只要正当合理合法都应支持。但是如果是不合规不合法的过分要求，那么这种“维权”实质上就变了味。记者也采访过此类投资人，其中不少投资人参与“维权”的理由很简单：就是越闹越好，能私了就坚决不走司法程序。
他们的逻辑很简单，即越是正规的金融机构，就越在意品牌形象和股东背景，最后不少公司迫于无奈，背负了本应当由投资人承受的亏损，谁敢在业内率先打破刚性兑付，谁就得背负“失信”的恶名。
近年来，包括央行、银保监会在内的监管部门频频发声，要让资产管理行业要回归本源，打破刚性兑付，让“卖者有责，买者自负”成为资产管理人和投资人的共识和公约。最终，刚性兑付还是打破了，但刚性兑付的思维却依然存在，投资者风险教育之路依然漫长。
今年4月份发布的资管新规，不仅要求信托机构全方位整改，且所有金融机构新发行资管产品均需按照新要求发行，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保本理财产品的刚性兑付被打破；大资管行业需要与“刚兑”说再见。然而，当记者面对这些投资者时才真正意识到，多年形成的“刚兑”思维已经固化内心，要让投资者树立“卖者有责，买者自负”的意识，恐不太现实。
此外，近几年，随着金融市场的不断创新，机构的业务及产品的专业性、复杂性和风险性也有所提升，投资者风险教育工作也越来越迫切，尤其是对政策导向的理解和对传统思维与习惯的改变愈加重要；从上述部分投资者的“刚兑”要求来看，也从侧面反应了此项工作艰难的一面。这条路即使难，更要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