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尹中卿:2017通胀压力不可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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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尚希:财税体制改革不能“原地转圈”

财税改革不是单兵独进,它需要与其他改革相联系,国际、经济、社会的不确定因素都会影响改革的效果。我认为改革不怕慢,就怕站,改革慢一点没关系,但不要停下来。要避免“驴推磨”式的改革,不能表面上进了一步,但最后又绕回来。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认为,财税体制改革需要改变过去预算、税制、财政体制依次推行的方式,应当将三者视为整体,先进行财政体制,特别是中央与地方的事权、财权的改革,理顺各级政府的职责,同时推进预算、税收的协同改革,达到“一体两翼”的效果。

刘尚希认为,地方政府缺钱,应当从中央与地方的权利分配思考,财税体制改革不怕慢,就怕站,要杜绝“原地转圈”式的改革。

新京报:财税体制改革的重点是什么?

刘尚希:以前,财税体制改革按照预算、税制、财政体制的顺序依次进行,这与实际情况不适应。现在我们称之为一体两翼,以财政体制为主体,以预算改革、税制改革为两翼的方式来推动整个财税改革。

在财政改革中,中央与地方的这种财政关系,越来越成为主要的矛盾和问题,所以它必须排在首位,这就势必要对中央与地方的事权、支出责任,财权和财力,做整体的谋划。

新京报:这对财税体制改革会有怎样的作用?

刘尚希:应该说,在推动财政体制改革,划分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的过程中,实际上就能反推预算改革和税制改革,前者也为后者提供了目标和方向。

比如,划分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时,会涉及中央政府各个部门,与地方的关系,哪些归中央、哪些归地方。这同时涉及中央、地方的本级支出,以及转移支付。

这需要理顺各级部门的职责。职责界定清楚了,就可以计算部门预算到底要花多少钱,中央与地方,就可以更好地规划清楚。否则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可能错位,事权紊乱。

同理,建立健全地方税体系,取决于中央与地方的收入划分,财政体制的改革也为税制改革明确方向,

新京报:怎么看待地方政府“缺钱”的现象?

刘尚希:地方政府“缺钱”不能从地方政府收入的角度来考虑,而应该从中央与地方的事权、财权分配考虑。

“我们现在说支出,地方支出占比达到85%,几乎每年提高一个点,在这种情况下,你说要有一个多大的地方税体系才能支撑这个地方的支出责任。”如果按照这种支出情况来“补偿”,这意味着85%的税收要交给地方,中央收入占15%就够了,这就会使上世纪90年代分税制改革的成果毁于一旦,导致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下降,这显然是不现实的。所以从逻辑上来看,就必须要通过支出责任的划分,为收入划分提供前提。

要解决这一问题,应该让更高层级的政府来承担更多的支出责任,也意味着中央要履行更多的事权。

目前我国事权调整的特点是,部分决策权下移,部分执行权上移。适合交给地方决策的事情,更多地将决策权下放给地方;通过上收部分事项的执行权,增加中央政府直接的支出责任,以此提高中央政府的支出比重,减轻地方政府的支出负担。

新京报:财税改革是否有路线图?

刘尚希:国务院在去年发布了一个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指导意见。这个指导意见还只是一个大体的思路,并不是改革的方案。

财税改革不是单兵独进,它需要与其他改革相联系,国际、经济、社会的不确定因素都会影响改革的效果。我认为改革不怕慢,就怕站,改革慢一点没关系,但不要停下来。要避免“驴推磨”式的改革,不能表面上进了一步,但最后又绕回来,这样浪费了时间,也造成成本损失,这是要避免的。

尹中卿:促进民间投资要防止“脸好看,事不办”

要采取各项措施提高实体经济盈利率,特别是相对盈利率,比如它和资本市场、房地产相比。如果不压楼市价格,资金肯定会跑到这里炒。扶持实体经济发展,一方面为实体经济降成本,另一方面要抑制虚拟经济的过度发展。

2016年,全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59万亿元,名义增长8.1%,剔除价格因素以后增长8.8%。与此同时,民间投资仅增长了3.2%,增速降低了6.9个百分点,比全部增速低4.9个百分点,民间投资的占比从64.5%下降到61.2%。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尹中卿表示,这一现象背后隐含的投资环境、投资信心、融资渠道问题值得引起重视。

尹中卿认为,目前一些地方政府还存在对民间投资“区别对待”的问题,政府应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同时,要采取各项措施提高实体经济盈利率,抑制虚拟经济的过度发展。

新京报:近年来民间投资下滑较大,2017年是否会有改观?

尹中卿:民间投资增速现在下滑太快,特别是和国有投资相比,呈现一冷一热的局面。

对于如何促进民间投资,就经济本身来说,要扶持实体经济发展,要提高实体经济盈利率。现在实体经济盈利率太低,就是3%-5%,但银行利率都已经达到5%-6%,企业干一点都是在替银行打工,它当然不愿投资了。

要采取各项措施提高实体经济盈利率,特别是相对盈利率,比如它和资本市场、房地产相比。如果不压楼市价格,资金肯定会跑到这里炒。扶持实体经济发展,一方面为实体经济降成本,另一方面要抑制虚拟经济的过度发展。

新京报:促进民间投资,政府应发挥怎样的作用?

尹中卿:促进民间投资,应该调动各方面积极性,要调动干部的积极性。部分地方政府存在官员不作为的情况,过去地方部门存在“脸难看,事难办”,现在是“脸好看,门好进,事不办”。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多项目,资金、土地到位,但是项目迟迟无法开工。我们一些开发区,地方政府还存在区别对待的问题,对于央企、国企的项目可以批,对于民企的项目则不给批,因为官员害怕民企出事情后被终身追责。

新京报:目前实体经济复苏态势明显,但最近蔬菜等消费品甚至家电、通讯等耐用消费品也在涨价,通货膨胀的苗头是开始出现了吗?

尹中卿:之前PPI连续54个月下行,CPI也长期维持在2%以下,本来有人认为物价是货币现象,以每年发行10万多亿广义货币这么大的融资量来看,经济一直都存在通胀的压力。但为什么CPI没上来?是因为PPI没上来,产能过剩,企业竞相压价,不低价别人不买。

中国现在的货币流动性过剩,通货膨胀的压力始终存在。只不过暂时这几年,PPI的颓势延续到CPI,导致CPI一直不高这样的非正常现象产生。四季度以后,大宗产品价格上升,PPI大幅回升,这是很少有的。所以,2017年通货膨胀压力不可小视,甚至已经有专家认为会出现滞胀。

新京报:应如何看待通货膨胀的风险?

尹中卿:在CPI目标上,我们今年还是3%多一点。最近这些年虽然CPI很低,但跟居民消费密切相关的这些生活必需品是在涨价的,生活必需品、原来低价的耐用消费品如家电等都在涨,加之楼市也涨,写字楼租金也在涨,因此通货膨胀势头一定要重视。

新京报:如何应对通货膨胀风险?

尹中卿:通货膨胀是2017年的一个风险。如果经济在增长,那么通货膨胀的问题还小一些;如果经济在下行,物价上行,这种滞胀的趋势更加危险。之所以要把经济增速稳下来,是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治理通货膨胀的条件会更加充足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