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元走强，世界何以应对“危机潜在阶段”
记者 周艾琳 徐燕燕
刚刚过去的周末，一个话题引发了金融领域的广泛关注：“黑天鹅事件”频发、美元持续走强，会否导致全球金融市场遭遇一波新的危机？中国如何在汇率波动和国内经济改革中作出平衡？
“金融市场的剧烈波动正在成为常态，对全世界的宏观政策制定者提出了重大的挑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前副总裁朱民19日在第一财经金融峰会暨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年会上表示，金融市场如今“黑天鹅事件”频发，“这仅仅是波动，还是危机的前兆，到目前为止，没有人能给出答案。”
不过，即便再次发生金融危机，中国依然具备较强的抵御能力。在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李扬看来，中国发生债务危机是小概率事件，“但从全球范围看，金融结构正在发生巨大改变，金融业的中介功能从银行业移向影子银行，金融的集中度也大大加强，这都给监管者带来了挑战。”
美元“杀伤力”
眼下，美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货币政策及汇率走势开始分化，美元再度进入强势周期。“这意味着全球已经进入了危机的潜在阶段。”朱民表示。
历史上，美元走强曾引发了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经济危机，以及始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美联储去年底重启加息后，美元又开始不断走强，截至11月20日，美元指数已经突破100整数关口。
朱民表示，美元走强会导致资本回流美国，如果一个国家或者一个企业背负着美元外债，就会因此支付更多的利息，从而引起国内金融市场的波动，这正是上述两次危机中发生过的。而从2014年以来，新兴国家已经开始感受到资本持续性流出的压力。
“美元持续走强是今后12个月间金融市场最大的风险，其可能引起公司和国家资产负债表、跨境资金流动的深刻变化，我觉得这个是全球金融市场的头等大事。”朱民说。
强美元“杀伤力”之所以大，因其主要是通过汇率和国际资本流动这两个重要渠道冲击市场。更重要的是，美元的强势可能远未终止。
市场各界此前存在这样一个共识——尽管美联储加息不可避免，但鉴于美国自身经济仍欠动能，以及全球的“降息潮”和美元升值变相产生的货币收紧效果，未来的加息步伐必定是缓慢的。然而，就在特朗普当选下一届美国总统后，美联储主席耶伦在11月17日发表的讲话使得上述预期显得保守。
耶伦当天出席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大选之后市场出现一些波动性，市场预期美国财政政策将出现净扩张，并预计财政扩张会带来通胀，美联储将关注国会所作决定。
这些话背后暗含的逻辑是，如果特朗普落实了一系列财政刺激政策，从而导致通胀开始抬头，且远超预期，那么加息速度也将超预期。
招商证券(18.740, -0.53, -2.75%)首席宏观分析师谢亚轩略显乐观。他表示，应该更为辩证地看待美元走强，“当前美国GDP在全球中的占比远低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似乎预示本轮美元走强的高度也将低于上两轮。”
也有观点认为，美国自身的经济状况仍不支持其在明年大幅、快速加息。例如摩根士丹利仍维持明年加息一次的观点。至于“特朗普效应”，“我们还是要看特朗普会做什么，以及他有没有能力做。谁都不能预测未来。”橡树资本联席董事长及联合创始人霍华德·马克斯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
除此之外，强美元对于美国自身的经济也有杀伤力，这对美元走强有抑制作用。
中国仍存“抗压垫”
如果全球金融市场遭遇一波新的危机，中国的抵抗力有多强？
今年年中开始，就有不少观点认为，下一轮金融危机的发生可能来自债务泡沫的破灭。事实上，引发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导火索——美国次贷危机，也是一场债务危机。不过，李扬在19日的第一财经金融峰会上表示，中国发生债务危机是小概率事件。
首先，中国储蓄率较高，到去年依然高达47%。“这意味着，中国债务融资来源主要是国内储蓄。”李扬说。统计显示，外币计价的外债只占总债务的不到3%。
其次，我国金融结构以间接融资为主，这使得中国债务的融资主要来自相对稳定的银行存款，而非波动性很大的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资金。这决定了中国金融业的风险点主要集中于流动性上，偿债能力位居其次。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在第一财经金融峰会上表示，当前全球经济总体保持复苏态势，但面临着增长动力不足、总需求不振、金融市场波动性增大等多重风险和挑战。
他认为，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波动以及资产价格波动是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个体金融机构的稳健性并不意味着系统稳定，需要从宏观的、逆周期的视角，运用审慎政策工具有效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
陈雨露认为，应对国际性金融危机需要加强各国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宏观经济政策制定者应该充分认识到货币政策对他国的外溢效应，针对本国制定的政策可能在其他经济体引起跨资产、跨市场的金融动荡。同时要更加强调预期因素，在面临重大冲击时，各国政策当局必须高效采取行动，向外界传递明确、一致的信息，提振市场信心，有效阻断危机的“自我实现”机制。
人民币汇率仍取决于中国经济
中国虽然发生债务危机的概率不大，但受美元走强影响，人民币汇率的下行压力自今年10月以来越发凸显。如何平衡汇率波动和经济改革考验着决策层的智慧。
当前市场上有一种强烈的观点——外因主导了此轮人民币汇率下行。当然也有专家认为，经济基本面将起到主导作用。
就外因而言，国庆期间出现了英镑的急速贬值，使得美元指数暴涨，为了保持对一篮子货币稳定，人民币相对于美元贬值。“应该说是，央行对一篮子货币的稳定看得更重，所以造成了人民币对美元的贬值。”渣打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丁爽对本报记者表示。
此后，特朗普当选下届美国总统，其利好美国经济的演讲更是刺激全球风险资产暴涨，美元由跌转涨，进一步施压人民币。
交通银行(5.690, 0.00, 0.00%)首席经济学家连平则是坚定的“内因论派”。他表示，2005年汇改后，人民币进入了一轮比较强的升值阶段，尤其是一开始三四年的升值幅度很大，“但大家回头去看看当初美联储做了什么？美国两三年中连续多次加息，导致美元走强，与此同时人民币也在走强，而且是最为强劲的阶段，这是美元升值引起的吗？恰恰是反向的，所以关键的问题还在人民币自身。”
连平表示，人民币的强弱由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主导，前者（即贸易）并不存在很大问题，仍存顺差，但后者所体现出的资本外流则是人民币的压力点，其背后是对于经济下行的预期及资产全球配置意愿提升。
“中国还有一个非常重要且独特的地方，就是我们资本输出已经到了一个非常明确的阶段，即企业在不断加大对外投资，个人开始全球配置资产，这的确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合理结果。”连平同时认为，这可能使得中国资本流出的压力比他国都来得大。
“如果中国经济增速能稳下来，并不断开放对内和对外的投资，加快推进各项改革，那么随着各界对中国信心的增强，上述趋势也可能缓解。否则，资本外流的现状可能会在中短期持续。”连平说。
